|
“太阳升起来了，黑暗留在后面” ——读《夹边沟纪事》有感 杨木军 暑期我看了一本纪实文学小说——《夹边沟记事》，这本书令人震撼，让人沉思。 夹边沟位于甘肃西部安西县戈壁滩上，1957年10月到1960年底，在这个戈壁滩里的劳改农场里，三千多名甘肃省“右派分子”被遣送到此，接受“收容”和“管教”。严酷的阶级斗争和那场着名的大饥荒很快把这里变成人间炼狱，短短三年间，三千“右派”在吃尽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后，只剩下三四百人。1960年9月初，夹边沟农场接到张掖地委的通知，除少数留守人外，全部要迁到高台明水农场。1960年11月，中央派出调查组“纠正极左路线”，开展“抢救人命”工作。1961年1月，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。 这场人间悲剧的时代背景是反右派运动，反右派运动是在上世纪1957年至1960年期间开展的，据统计，共有五十五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。其实远远不至这个数字，还有大量与右派分子有联系或者被视为右倾分子的人不可计数。被划成右派的绝大部分都是很有才能的知识分子，他们当时却被视为资产阶级，“是需要改造的革命进程中可借用的力量”，而改造他们最通行的方式是集体劳动改造。 该书的作者杨显惠先生有一股强烈的历史使命感，他凭着一颗良心，去挖掘那段逐渐被淡化了的历史，去挖掘那个时代的人性、友谊、爱情、道德。 作者用一个个活生生的事例，通过幸存者对当时历史的回忆，管中窥豹，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右派的悲惨遭遇。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读完这本书，书中对我心理最大的冲击是，人的生命在灾难面前是如此的脆弱，人性也会随之扭曲，当生存面临绝境，一切的道德观念都只能靠后，剩下的就只有人类最原始的本能——活下去。不幸迫使人们作出极端疯狂的举动，他们采取了各种方式来保命、偷盗、吃人肉，他们变得自私，冷漠，他们放下高贵的身份，屈服于权势。 书中记述，随着夹边沟粮食供给量的减少，炊事员成了当时人们热衷的“职业”，和炊事员关系好的人吃饭时就能够得到更稠些的饭，许多人为了能够成为炊事员费尽心机，而炊事员也不敢轻易犯错误，一旦被发现，这个“权力”职位就会被他人代替，从而面临饿死的危险。而“普通的劳动者”则只能够靠家里寄来的微薄的供给和他们各种方式得来的粮食，以细水长流的方法维持生命，许多知识分子由于一直持有“偷盗可耻”的观念不去偷盗粮食，最终导致身体严重浮肿、无法站立，命丧黄泉。后来，人们逐渐认识到仅靠供应粮绝对会饿死，所以采取了各种方式来保命。 书中记载了许多因为乱吃动植物导致死亡的事件，以及偷藏粮食或是用衣物、书籍交换粮食得以生存的例子，同时书中也描写了一些让人难以想象的求生方式：有人将别人的呕吐物晒干后食用、有人偷食牲畜的饲料（王鹤鸣为了生存最终还是选择偷食马食才坚持到了最后，而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也曾偷食猪食，最后竟然是饿死在了猪圈旁边）。有甚者还会偷吃死人身上仅存的肉，而这些人不是普通大众或是逃亡者，而是那个年代的新中国顶尖的知识分子。 总之，许多人为了能够活着走出夹边沟想出了各种方法生存下去，此时，他们已经不再在乎身份地位、受教育程度了，曾经再高的职位的人也会在无法站立之后“跪着”去食堂打饭，曾经受人尊重的“老人”最终还是会选择用偷盗来的食物维持生命，当然精神力量对人们的支持也尤为重要，也是他们存活下来必不可少的东西，书中也曾经说过“精神一跨人就不行了”。在夹边沟没有比想办法生存更为重要的事情了，以前的情义都已经不再重要了，再好的朋友之间也会为食物而争得头破血流。 该书向读者真实地揭示那个时代知识份子的悲剧，其实这不仅是一群知识分子的灾难，更是一个国家的灾难，一个民族的灾难。 中国政治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解放思想，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后，无论是历史教科书中，还是宣传教育上，大跃进、反右、文革等，都被刻意的淡化或回避了。历史不应该被遗忘，历史必须铭记，越是历史的背面越有警示和借鉴的作用。时至今日，夹边沟时过境迁，面目全非，但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永记史册，无法抹去。 （编辑：cswu） |